《融堂书解》是宋朝钱时所著图书，以《四库全书》本传世。〖融堂书解〗二十卷。宋钱时撰。时字子是，人称融堂先生，浙江淳安人，自幼即绝意科举，精研理学，尤通《易经》，为江东提刑袁甫延聘为象山书院主讲；丞相乔行简又荐于朝廷，授秘阁校勘、史馆检阅，助修国史，以国史宏纲未毕求去其职，一生著述颇多，有《两汉笔记》、《四书管见》、《春秋大旨》、《学诗管见》、《周易释传》等，除前两种及此书尚存外，余则全佚。此书为钱氏专解《尚书》之作，体例一仍《尚书》其旧，在每篇的前面，都要阐释融贯其大旨，凡遇逸书之序，则参考《史记》，核其肘事以论篇题。钱氏主张，说解《尚书》，首先要“表章”书序，只有将书序阐释清楚，才可涉及其他问题，故此书特点，就在于其说解书序较详。之后，再引征《经典释文》、《史记集解》、《史记正义》、《史记索隐》中所引马融、郑玄等汉儒旧说，用以引申其义。如解说“羲和旷厥职”，则从苏轼之说；康叔封卫在成王时，仍本孔安国《传》，“康王之诰”，则兼采张九成之说，不专主一家之言。认为，《泰誓》是告西歧之师旅，《牧誓》则是告远方诸候，都不依傍前说，自主一言。又认为《武成》一篇并无脱简，其前半部分为武王告师之辞，后半部分则为史臣纪事之体，《康诰》首节，以“周公初基定为东都营洛邑，封康叔以抚顽民”，不应当移置于《洛诰》中。尤可见其不惑于旧说，是宋人经解中的特出一家。其说解对研究《尚书》的篇题、书序、内容等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。此书《永乐大典》作今名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仍之，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则作《尚书演义》，题为八卷。清修《四库全书》时，馆臣自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，书名仍袭其旧，厘作二十卷，但缺《伊训》、《梓材》、《秦誓》三篇，《说命》、《吕刑》也不完备，时有缺文，其他则全在。传本为《四库全书》本。 “崇德辨惑”章，谓“诚不以富”及“亦只以异”二句乃是证明“爱欲其生，恶欲其死者之为异”；“齐景公有马干驷”节，钱氏合上文为一章，谓“其斯之谓与”句乃指夷齐便是求志达道而言；又大学“此谓之本”、“此谓知之至也”二句，仍将其附于第一章之末，谓此是圣人承上厚本薄末，反复晓人之意。此类说解，俱根据旧文而盲，不取所谓“错简”之说。按陆九渊以自己所持的“心学”，也即主观唯心主义理学与朱子的“程朱理学”，也即客观唯心主义理学相论争，故九渊与朱子之书所谓各尊其所闻，各行其所知。但金期之学，惟凭心悟，有时便难免陷入“恍惚窈冥”之中。钱氏虽出于金□学派，为学却以笃实为宗，其诠发义理，类多平正简朴，不为离析支蔓之言。所以，此书之说独成一家，为后人进一步研究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等经典，开辟了许多新的思路。书前有绍定二年（1229）自序，未有景定二年（1261）天台钱可则刊书跋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均失载，惟有张董《内阁书目》著录。虽以《四书》为名，所解却不及《孟子》，亦可见其学派与程朱不同。
以《四库全书》本传世。
《融堂书解》是宋朝钱时所著图书，以《四库全书》本传世。〖融堂书解〗二十卷。宋钱时撰。时字子是，人称融堂先生，浙江淳安人，自幼即绝意科举，精研理学，尤通《易经》，为江东提刑袁甫延聘为象山书院主讲；丞相乔行简又荐于朝廷，授秘阁校勘、史馆检阅，助修国史，以国史宏纲未毕求去其职，一生著述颇多，有《两汉笔记》、《四书管见》、《春秋大旨》、《学诗管见》、《周易释传》等，除前两种及此书尚存外，余则全佚。此书为钱氏专解《尚书》之作，体例一仍《尚书》其旧，在每篇的前面，都要阐释融贯其大旨，凡遇逸书之序，则参考《史记》，核其肘事以论篇题。钱氏主张，说解《尚书》，首先要“表章”书序，只有将书序阐释清楚，才可涉及其他问题，故此书特点，就在于其说解书序较详。之后，再引征《经典释文》、《史记集解》、《史记正义》、《史记索隐》中所引马融、郑玄等汉儒旧说，用以引申其义。如解说“羲和旷厥职”，则从苏轼之说；康叔封卫在成王时，仍本孔安国《传》，“康王之诰”，则兼采张九成之说，不专主一家之言。认为，《泰誓》是告西歧之师旅，《牧誓》则是告远方诸候，都不依傍前说，自主一言。又认为《武成》一篇并无脱简，其前半部分为武王告师之辞，后半部分则为史臣纪事之体，《康诰》首节，以“周公初基定为东都营洛邑，封康叔以抚顽民”，不应当移置于《洛诰》中。尤可见其不惑于旧说，是宋人经解中的特出一家。其说解对研究《尚书》的篇题、书序、内容等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。此书《永乐大典》作今名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仍之，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则作《尚书演义》，题为八卷。清修《四库全书》时，馆臣自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，书名仍袭其旧，厘作二十卷，但缺《伊训》、《梓材》、《秦誓》三篇，《说命》、《吕刑》也不完备，时有缺文，其他则全在。传本为《四库全书》本。 “崇德辨惑”章，谓“诚不以富”及“亦只以异”二句乃是证明“爱欲其生，恶欲其死者之为异”；“齐景公有马干驷”节，钱氏合上文为一章，谓“其斯之谓与”句乃指夷齐便是求志达道而言；又大学“此谓之本”、“此谓知之至也”二句，仍将其附于第一章之末，谓此是圣人承上厚本薄末，反复晓人之意。此类说解，俱根据旧文而盲，不取所谓“错简”之说。按陆九渊以自己所持的“心学”，也即主观唯心主义理学与朱子的“程朱理学”，也即客观唯心主义理学相论争，故九渊与朱子之书所谓各尊其所闻，各行其所知。但金期之学，惟凭心悟，有时便难免陷入“恍惚窈冥”之中。钱氏虽出于金□学派，为学却以笃实为宗，其诠发义理，类多平正简朴，不为离析支蔓之言。所以，此书之说独成一家，为后人进一步研究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等经典，开辟了许多新的思路。书前有绍定二年（1229）自序，未有景定二年（1261）天台钱可则刊书跋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均失载，惟有张董《内阁书目》著录。虽以《四书》为名，所解却不及《孟子》，亦可见其学派与程朱不同。
以《四库全书》本传世。
